详而言之，最重要的事项应属于议会法律保留，次重要的事项属于可授权的法律保留，不重要的事项则无需法律保留。
当然，如果行政机关希望相对人以特定的方式或者在特定的时间内履行行政行为，那么其仍然可以在行政行为的内容中予以明确表达。对于虽未在行政决定书的主文中载明，但通过其它方式能够确定行政行为内容的，也应当认为行政行为已经明确。
作为土地权属确认行为，如果所确认的土地使用权的范围不明确，那么该项行政行为就是不明确的。参见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2015）茶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在我国行政法萌芽的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此命题的重视程度较高。例如，在葡萄牙，内容不明确构成行政行为绝对无效的理由。[7] 参见广州市天河安利汽车检测中心诉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复议决定案，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行初字第280号行政判决书。
[8] 参见二郎酒厂诉习水县人社局、第三人陈俊、张燕等劳动保障行政监察案，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人民法院(2015)习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42] 笔者认为，以上两项理由都不适宜作为不明确行政行为的撤销理由。（1）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
当地公众是上述公共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那么，应该如何分工呢？我们还必须以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为衡量标准，观察其中自主决断的归属与比重之不同，大致做以下胪列： （1）必须全国统一的，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决策，层层发包实施。[29] 参见，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载于《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3] 参见，洪巨平：关于公安事权划分的思考，载于《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8期。
因此，地方公安机关在处理地方事务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方面的能力，不仅受到支出责任分配的影响，更取决于立法授权。[42] 参见，石启飞：浅议公安机关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警种、部门设置，载于《政法学刊》2015年第6期。
[43] 参见，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三，对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基本依靠市县公安机关实施，上级应当以指导为主、领导为辅，绩效考评适度合理。借助公安机关上下级的职责同构化，上级能够并根据实际需要，随时随地下放或者上收权力。[13] 广义上的事权包括立法事权、行政事权和司法事权，狭义的事权仅指政府事权。
因此，他们认为，经济标准更基础，常态下法律标准起到形式确认的功用。[15] 参见，余凌云：警察权划分对条块体制的影响，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二，各自行政事权的具体构建，依赖相应的立法来源。因此，必须对事权划分进行法治化作业了。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2006年）却又完全避而不答。上级公安机关为追求政绩、彰显存在，不断发号施令、监督检查、考核问责，这会使得条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晰，从而抑制并损害下级公安机关回应地方事务的能力。
3、初步评价 从上述或许不算精确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第一，上述有比较清晰的事权划分多集中在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方面。经上级批准，对技术性、辅助性岗位的聘任（第22条）。
但是，他认为，当前，犯罪的流动性、跳跃性、复杂性日益增大，为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打击流动作案、侦破经济犯罪，需要跨地区警力资源协同运作，以块为主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刑事执法权，尤其是经济犯罪侦查权，应当属于中央事权。比如，第15条规定的交通管制，以及第38条规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绝大多数问题都比上述两种纯粹类型更为复杂，而同时具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因而中央和地方同时具有立法权，中央和地方具有所谓的共有立法权。奥茨（Oates）主张从效率原则出发，为了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地方性公共产品只要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由中央政府集中供给不能降低成本，其决策权和供给权都应归属地方政府。1、一般理论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摸索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经验，认识到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21] 参见，冯洋：论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地方分权理论与比较分析的双重视角，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这个话题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缩影，也必须放在这个总体框架内探讨。[34]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属于全国性和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为什么呢？第一，自清末警政革新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警察作为一个纪律部队，统一的警政制度建设一直是我国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这需要在中央立法通过授权进一步明确和下放权力，下放行政事权又必须与明确地方立法权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形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并非是一种完全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关系，而主要是一种靠权力和信仰来维系的政治关系。所以，我们重点思考的方向应当是中央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分工、不同事项的条上关系，以及立法事权和行政事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等。
转自，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三，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经过上级批准，分级实施的，属于共同事权。第三，正因如此，从有关论述看，似乎片面扩大了地方事务，将需要地方公安机关具体负责落实的事项也简单地等同于地方事务，混淆了事权属性与事权实施。五是需要全国统一的制度，比如，考试录用（第24条）、处分（第33条）、申诉（第34条）。
第二，明确规定为地方政府、地方公安机关权力的，或者由地方政府负责，属于地方事权。惟法律标准亦有自身独具之价值，且可能基于公平正义等法价值对经济标准导出之划分格局加以调整，故可谓法律标准的效力位阶相对更高。
这与中央与地方的一般事权划分状况一样，基本上处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政治表达，法治化建构的程度不高。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聚焦在职责分工上。
上述十四项警察职责中哪些属于地方事权，比较复杂，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抽丝剥茧，一是需要因地制宜且属于创制性立法的，归入地方性事务立法，比如，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23] 参见，谢旭人：关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财政研究》1995年第1期。
[15] 其次，随着信息化建设的长足进步，以网络和通信技术为平台，使得警务行动的点对点指挥已经成为现实，警务指挥扁平化的趋势十分明显。（2）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兼而有之的，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决策并宏观管理，允许地方在执行中适度决策，[44] 层层发包实施。这与上述两法偏重组织法有关。六、结论 在我国，单一制成为国家组成的基本结构形式。
因此，上述两条规定仍然是宣示性的。而且，这也很难解释，对于那些被归为中央事权的事项，为什么地方还有改革创新的权力？对有些地方事权，中央却有实质的干预权？这恐怕只有通过共同事权，才可澈底澄清。
因此，在条的关系上要区分行政事权的不同属性，建立相适应的上下级关系。我同意央地事权多为跨区域、需要国家统一的事务，但是，不赞成共同事务都由国家决策、地方执行的说法，这与中央事权便会混淆不清，中央事权有时也委托地方实施。
另一方面，要明确不同事权中的上下级关系，详见下述。因此，这些讨论也必然会延伸到立法上的分权，尤其是地方立法的空间。
留言0